横跨天堑两千年：“黄河第一桥”的辉煌与失落

　　消失的渡口

　　没有人知道，横跨黄河天堑近2000年的蒲津桥是在哪一天彻底消失了。

　　它是黄河上有史可考的第一座浮桥，位踞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军事要冲，是从东北陆路进入关中地区的必争之地。从春秋开始，在黄河上架桥的尝试就没有停过，时毁时建，一直到明朝洪武年间。历史上秦始皇第三次出巡、唐玄宗两次到北都太原巡视，均是经由蒲津渡往返长安。

　　蒲津渡遗址。汉高祖刘邦定关中，魏太祖曹操西征马超、韩遂，隋文帝下河东，历史上诸多军事行动都在这里留下了架桥行军的记录。

　　也许正因如此，蒲津桥遭遇的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战火，在军事拉锯战中反复被拆毁、修复、又焚毁；然后是越来越频繁的水患——明清以后黄河频频改道，有时河沙淤积，有时洪水滔天。

　　终于，在明后期的一次涨水之后，黄河主流向西边移去，淹没了位于西岸的四只大铁牛。原本依靠两边岸上的铁牛作为锚定船索的地锚，即便桥身毁损，浮桥也可以很快架设或修复；但这一次，桥废渡绝。

　　到了民国初年的某一天，位于东岸的四只铁牛地锚也终于被淤泥所掩埋，史书上从春秋写到明朝的这座“黄河第一浮桥”，竟就这样“沉没”了。

　　从前有一座浮桥，它沉没了。（唐蒲津桥和开元铁牛复原图）

　　如果没有后来的考古挖掘，蒲津桥大概会永远沉睡在历史资料中。1989年，山西省永济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蒲州故城城西地下找到了东岸的四尊铁牛及所属文物，不仅确证了蒲津古渡、蒲津桥的地理位置和形态，也使这些铸造于唐代开元年间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黄河改道，曾经的蒲津桥头和古渡成了陆地，如今被建成了蒲津渡遗址公园。我跟随别克汽车“寰行中国”的旅程来到这里，在一处明代修建的大坝拾级而上，看到了被打捞出来的四组唐代铁牛和铁人。它们两两一组，西向而立，平均重达55-75吨，均为实心浇铸，在烈日暴晒下丝毫没有发烫。

　　蒲津渡遗址公园中的唐开元铁牛和铁人

　　这组“开元铁牛”的发现曾经轰动一时，它的工程之大、工艺之精为中国古代桥梁史、冶金史上罕见。

　　它见证了唐代开元年间对蒲津桥革命性的改建，使其从一座军用临时性浮桥，变成一座固定的军民两用铁索浮桥。在此之前，作为交通要道的蒲津桥其实很不耐用，尤其是连接舟船的竹索，每年都要故障几次（“绠断航破，无岁不有”） 。可蒲津渡联结长安、洛阳、太原，自古是军事重地，兵部尚书张说表示忍无可忍，遂上书唐玄宗李隆基，请求改建。

　　蒲津渡的军事地位：向西拱卫京师，向东则护卫三晋。它与潼关、旧函谷关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军事防线。（地图来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在张说的主持下，他们动用了相当于当时全国产量四分之一的铁来铸造铁牛、铁索、铁山、铁人，说是“举国之力”也不为过。八只铁牛在两岸系住铁索，铁索连接舟船，舟船固定浮桥，蔚为壮观。桥改建以后，在桥东岸还专门建了一个“铁牛村”，300多口人，不种田不纳粮，专职看护蒲津桥和铁牛，直到13世纪金元交战中桥被烧毁。

　　经声势浩大的修复工程，蒲津桥似乎成了闻名遐迩的一处名胜。风头最盛的时候，名流政要都来这里逛过，李商隐写下《游蒲津桥》，唐玄宗写过《早度蒲津关》，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的时候路过，兴冲冲地回去写在游记里。在桥上行走的行人游客、车马辎重，就是一副开元盛世的景象。

　　古蒲州城（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是在黄河大转弯处发展起来的城市。黄河自北向南而来，“几字形”在这里拐弯向东。与上游壶口的激流险滩相比，蒲津渡附近的水势平缓得多，隋唐以前河道也相对狭窄，是开辟渡口和架设浮桥的理想地点。

　　蒲津桥此番命运转折一个的重要背景是，它所连接的蒲州城（另一端是陕西朝邑）的地位突然升级，俨然是唐朝版的“雄安新区”——唐开元八年，蒲州城被列为“六大雄城”之一；开元九年，改为“河中府”，置“中都”，与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这些大城市平齐名；开元十二年，再次升级为“上辅”，位列畿辅重镇。

　　可惜的是，西安、洛阳、太原至今仍是响当当的大城市，蒲州城却与蒲津渡、蒲津桥一样，因为战争、水患以及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失去交通要冲的地位而逐渐衰落，蒲城故城在1950年代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彻底迁移废弃。

　　今天的蒲州是个约有4万人口的小镇，位于永济市西15公里。蒲州故城遗址就在小镇里，正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6年，考古人员在地下1.5米处挖掘出一段唐代夯土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在这张卫星图上，蒲州故城和蒲津古渡的位置透露了黄河改道向西的秘密。考古学家通过出土铁牛的地方推测出古代蒲津桥的位置，从牛的间距和布局，推测出桥的宽度为10.3-10.4米。王之涣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那个鹳雀楼，曾经位于蒲州故城城西，同样毁于金元交战中的大火，仅存故基。它没有开元铁牛的好运，后来黄河屡次改道，水灾频仍，故址早就难以考证，如今的“鹳雀楼”是近年重建的景点。

　　复原的唐代蒲津桥及示意图

　　当年蒲津桥修成时，张说满怀豪情地写下《蒲津桥赞》, 在这位兵部尚书笔下，蒲津桥的军事地位一目了然：“域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

　　但是，蒲州城乃至整个河东地区的兴起，还有重要的经济要素，因为浮桥和渡口托起了一项通往京师的重要物资：盐。

　　因盐而生：一座城和一尊神

　　蒲津渡口往东大约70公里，就是河东盐池。

　　在唐代，白花花的盐从这里通过蒲津渡运向首都长安，又变成白花花的银子——河东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摇钱树。而除了首都的食盐供给完全依赖于河东盐池，盬盐还运向广袤的关中与河东地区。

　　宋元时期河东池盐运销示意图，主要行销范围是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

　　中国有若干个因盐而兴的城市，如江苏盐城、四川自贡；但因盐而设的盐务专城仅此一家，就是山西运城。元代以前这里的盐务机关曾设于隔壁的安邑、解州，元二十四年（1287年）才在小镇潞州稳定下来，逐渐有了城池、商铺，进而“盐客丛集，市民繁居”，后改称“运城”，即“盐运之城”。

　　盐运司选址，牵扯的利益不小。地方官员及盐商博弈多年之后，运城之所以胜出，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占优，便于盐运；另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盐池神庙在此。神庙附近又有甘泉，名“哑姑泉”，盐池周围大部分地方水质苦咸，唯独这里有淡水供人饮用，并且成为制盐流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山西运城盐池神庙

　　在盐池北畔的池神庙，河东盐业博物馆的尹馆长向寰行中国的团队介绍了这种池盐生产的流程：人工垦地为畦，引卤水灌入，并且搭配淡水，蒸发晒制；氯化钠（食盐）产于池底，其他成分则结成硝板。其中淡水的引入至关重要，它使得盐结晶时与池底结合不那么紧密，便于分离，提高成盐速度和质量。这种“垦畦浇晒法”自唐代开始应用，取代了之前简单粗放的晒盐方式，使盬盐生产的工艺、产量都有了划时代的变化。

　　池神庙兴建于唐，也侧面说明唐代是河东池盐生产的一个重要时期。有趣的是，盐业没有统一供奉的神祇，各地盐区拜的神仙不一样：两淮盐区拜管仲，两浙盐区供奉塯头神，长芦盐区供奉盐佬，四川盐区供张道陵、开山姥姥等；但河东盐区供奉的既不是历史人物，也不是神话人物，而是眼前这方盐池的拟人版——“池神灵庆公”。

　　现存的池神庙建筑是明朝遗构，其中三大殿便并列供奉着池神、太阳神、风神。这种横轴连建的规制在中国古代的庙宇建筑里独一无二，重檐九脊十兽歇山式屋顶昭示着神庙的等级之高。

　　俯瞰盐池，五颜六色

　　史载池神庙的兴修始于一个“红盐自生”的传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盐池一带连降暴雨，生产受损。后来天气放晴，当时在河东担任盐官的崔陲时声称发现池里产出了红色的盐，经户部韩滉报告给唐代宗：“池生瑞盐”！唐代宗龙颜大悦，诏赐池名“宝应灵庆”，在卧云岗上新修池神庙、封了池神。

　　《新唐书》在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表示，崔陲时、韩滉等人只是因为担心交不上盐税而弄虚作假哄骗皇上，“红盐”并不存在。然而神庙却实实实在在修建了。并且，自唐往后，宋元明清，哪朝皇帝都不曾怠慢了河东这块盐税重地，池神一路加封升级，又塑金身，又行祭神大典，还补充引入了山神、太阳神、风神、雨神等各路神仙。

　　崔陲时大概不会想到，一千多年以后，运城市民真的见到了红色的盐池。人们议论着突然变成玫瑰色的池水，第一反应不是“祥瑞”，而是担忧：盐池是不是受了污染？后经南风化工集团的国家级技术中心检验，发现这是由于池水达到一定的温度、盐度时，拥有红色细胞壁的轮虫大量繁殖生长导致的。

　　盐池捞虫人

　　如今从空中俯瞰盐池，走运的话能见到五颜六色的奇观：深浅不一的红、绿、蓝、黄，加上银光闪闪的芒硝，鲜艳明亮。原因是不同池中微生物含量有差异。近代以后池盐生产逐渐让位于海盐、井盐，运城盐池转向了无机化工的生产，盐池因而被新划分成许多小格。

　　瑰丽奇观引来游客啧啧称奇之外，职业“捞虫人”也应运而生，他们入水捞虫，将其烘干或冷藏后运往南方销售，收入亦颇为客观。千年的时光轮转中，古老的盐池仿佛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

　　山西商人的第一桶金

　　山西商人名满天下靠的是票号金融，早年发迹却是始于河东池盐的运销。从中央政府的财源，到山西商人的第一桶金，背后是盐作为一种商品的变迁。

　　宋代允许盐商凭钞运销食盐前后，即有河东盐商出现。但是因为宋元之间战争频繁等因素，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明代运城盐池的产量猛增，山西，尤其是河东的盐商凭借地利、渠道和资金优势，势力迅速增强，形成以盐商为主力的晋商队伍。清中后期一些票号家族的“原始积累”，便可以追溯到祖辈在盐业的经营。

　　由于频临河东盐池，山西运城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巨富云集、人口众多的城市；城里设有“运学”，相当于盐业系统的子弟学校。

　　河东盐商在明朝的崛起与一个政策息息相关：开中制。明王朝在北方沿长城一线屯兵驻防，为保证边镇军饷供应，开放了千百年来由中央王朝掌握的盐业专卖特权——允许商人以军粮布饷换取盐引，到指定场所支盐贩盐。明朝的九个边镇中，有两个位于山西境内（大同、偏关），坐拥盐池的山西商人近水楼台，纷纷涌进北方边镇的贸易市场。

　　显然，在盐引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官家背景能够为盐商垄断经营、发家致富提供最好的帮助。于是很快出现了官商合流的显赫家族，运城盐池有刘、姚、杜、王四大家族，河东太平有尉、王、刘、杨四大家族等等。

　　蒲州的张四维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四维兄弟四人出生于盐商家庭，舅舅王崇古历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外祖父王瑶则是商人大户。长子四维金榜题名走上仕途，官至首辅大学士；三个兄弟均随父经商，与盐商世家联姻。后来张四维二子娶兵部尚书之孙女，张女嫁礼部尚书之子，联姻家族也是亦儒亦商。

　　改朝换代也没有改变这个官商合作的准则。清朝中后期票号金融与清政府的关系自不必多言，甚至在晚明时期，好几个山西商业家族已经以张家口为基地，同满族人发展贸易，为他们提供粮食、马匹和武器。1644年以后，这些商业家族被赐予“皇商”的称号。从那以后，山西商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控制着朝廷的盐务。

　　在盐业政策上，清朝更进了一步，池盐生产由官办改商办，由商人雇佣盐丁生产，连池神庙的修葺也由政府转向民间，由盐商捐助。运城、安邑等地的商人富户于是蜂拥而来投资盐业生产，有些如运城王氏家族在盐业巩固的基础上又开设了钱庄、当铺等。山西商人中著名的范氏家族，除了从事具有垄断暴利的盐业外，在康、雍时期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中还负责清军的粮食供应。

　　在这些动辄长途跋涉的贸易中，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需要等上数月甚至一年，因此山西商人很早就有了社会信贷的需求，开始设立帐局。当镖局运输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一种新形式的资金调拨和结算方式就呼之欲出了，汇兑和票号，最终建立了山西商人“汇通天下”的商业帝国。

　　山西王家大院的主人在康雍年间为清军提供粮食的生意中发家致富。

　　河东盐池所产的盐有一个专有汉字，写作“盬”，读作“古”。有一种说法认为，商贾的“贾”与“盬盐”的“盬”有关，即中国最早的商业出自河东盐区。

　　商业带来了人口和观念的流动，运城从小小潞村变成五方杂处、商旅辐辏、供输频繁、交通便捷的中心城市。“士农工商”统治了上千年的地方开始流传“农不兼商，一世奔忙”的民间谚语。正是这种流动让人意识到，黄河上的浮桥在金戈铁马中远去了，另外一种桥梁却已经在无形中架立起来，不再被轻易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