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上面这份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大抵可视为他的自传,历代传诵不衰。这种精神性的自传恰如一幅写意的肖像画,只要神态像他就好,不必讲究细节的一一对应。例如“宅边有五柳树”,比较晚出的《南史·隐逸传》说陶渊明家宅边确有这么五棵柳树,而比较早的陶传都没有提到这回事。《南史》将文章中的一句话落实为很具体的东西,未免刻板了一点。宅边有几棵树,什么树,全都无关宏旨,大约只是为了要给传主取个名字而即兴安排的。
传主“五柳先生”亦即陶渊明的某些品质,具有某种普遍性,在其他高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例如对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下根本不在乎,虽然清贫而精神淡定,“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样的高人并不罕见。最近有学者说,《五柳先生传》写的是两汉之交的大学者、大作家扬雄(字子云),传里的好些字句都同扬雄有关。此说令人耳目一新,而论证曲折多姿,尚待消化。按陶渊明确实相当佩服扬雄,为他专门写过一首诗: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饮酒》其十八)
《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是个穷人,喝不起酒,要靠朋友门生资助。陶渊明在诗里说,扬雄几杯酒下肚以后就来了精神,谈起学问来,什么困难问题都能解决,而一旦提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就不那样侃侃而谈了。什么东西可以多讲,什么地方必须沉默,扬雄从不失去应有考量分寸。“仁者”自有自己的底线。陶渊明是喜欢喝酒的,他写这首诗大约是要表示,自己穷而嗜酒,跟扬雄差不多,虽然常常喝醉,但绝对没有喝昏了头。
谈谈扬雄,并没有什么可忌讳的,要为他写传,完全可以放开写,为什么要将他改造为一个“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五柳先生”呢,这样对先贤很有些失敬啊。
陶渊明嗜酒而酒德甚佳,有人请他喝酒他很尽兴,而总不至于失态;他请人喝酒,如果自己醉了,就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决不讲客套硬撑。“不吝情去留”这一点也写进《五柳先生传》里去了。扬雄的酒品如何史籍未载。“好读书,不求甚解”乃是诗人读书的特色,学者扬雄读书恐怕不能这样潇洒。诸如此类的地方,“五柳先生”不大像是扬雄。
《宋书·隐逸传》等几篇陶渊明的传都说《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本人的“实录”,是他写来“自况”的。此说自当有其根据;现在要把它改挂到扬雄名下去,好像难度不小。
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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