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真如传说中那般厉害吗？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首《大刀进行曲》在抗战时期曾脍炙人口，即使在战争结束的数十年后，它依然作为抗日歌曲的代表作广为流传。在今天的荧幕上，以“大刀抗战”为题材的影视剧亦层出不穷。渐渐的，大刀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文艺作品转向历史时，不禁心生疑问：在飞机、坦克、战舰齐上战场的抗战时期，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大刀真如传说中那般厉害吗？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上，大刀究竟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西北军爱用大刀，29军广泛使用“破风八刀”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队使用的大刀属于朴刀。在唐宋之际的朴刀原本是一种类似于《三国演义》中关公的“青龙偃月刀”般的长刀，宋朝建立后，由于朝廷禁止民间私藏长兵器，人们便将朴刀的长杆去掉，改造为一种长度为1米左右的短刀。改造后的朴刀在作战性能上虽不如唐代陌刀，但其造价低廉，操作方便且又能满足基本的战斗需求，故而很快由民间推广至军队，成为宋代军民通用的武器。与此同时，中国武术的发展也进入了巅峰时期，武师们根据朴刀的性能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刀法，朴刀也因此成为中国武术界的重要武器。

　　20世纪战争的主角早已是飞机大炮和舰艇，尤其到了二战时期的高烈度战争中，肉搏战几乎不太可能发生，但在远东战场却例外。民国建立后国家进入了大分裂的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军阀贫富不等，加上各国对内战中的中国实施武器禁运等原因使得冷兵器在中国依然有发挥的空间。例如在北伐战争的贺胜桥之战中，北洋军阀吴佩孚组建了手持大刀的督战队，并一度将十余名临阵逃跑的旅、团长之头颅砍下，悬于电线柱上示众。这一仿佛古代战争中才有的场景竟然出现于20世纪的中国，让张学良无法理解，直至晚年，张学良还对吴佩孚军以大刀砍脑袋的做法颇有微词。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法与现代化战争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中，将大刀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应属冯玉祥的西北军。西北军的兵源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山西与山东，这四省都有尚武传统，尤其是山东，早在清末义和团运动时，大刀便是主要武器。因此西北军吸收的士兵中有不少人都具备武术基础。为发挥军队的特长， 1924年，冯玉祥聘请了沧州籍武术名家马凤图在张家口与张之江创办新武术研究会，并任命马担任白刃战术教研室主任。此外，如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等武术高手也曾被聘请到西北军中担任过教练，他们以中华传统的武术为基础，结合当时肉搏战中需要设计出实用的刀法，例如由马凤图编著《白刃战术教程》一书以及在后来抗战中被第29军广泛使用的“破风八刀”。

　　喜峰口“大刀队”一战成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战争已局部打响。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对我国热河、长城一线的侵略战争，“长城抗战”爆发。

　　1933年3月，东北军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为保卫位于河北遵化县东北的一座重要的交通要道“喜峰口”，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奉命急调第37师第109旅217团作为先头部队赶赴驰援。随后，时任第109旅旅长的赵登禹率部急行100多里，于3月9日下午抵达喜峰口。而他们的当面之敌为日军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先遣队。

　　出自西北军的第29军本身有较好的武术基础，第109旅旅长赵登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赵登禹与武术结缘很早，幼时的他在私塾中虽名列前茅，但终因家庭贫困而不得不辍学务农。离开私塾意味着与读书无缘，赵便萌生了习武救国之想法，拜当地武术名家为师，无论拳脚还是刀枪棍棒都有所涉猎。1914年9月，16岁的赵登禹瞒着家人到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投军，在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的日子里，他以高超的武艺与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冯的赏识，从一名小小传令兵升至第25师师长。不过1933年的赵登禹要面对的不再是国内军阀的部队，而是在机动作战和单兵拼刺技术上都远胜于中国军队的日本陆军，这令他不得不动用军中的精锐——大刀队。

　　在抗战中，大刀是第29军的象征之一，早在冯玉祥统领的西北军时代，他就将部队中的精壮挑选出来，组成一支擅长近战的精锐大刀队。据萨沙所著的《抗战轻武器大百科》一书记载：“大刀队之名源于队内士兵普遍背有一把大刀。在西北军中，大刀队的装备往往是最好的，配发手枪子弹100到200发，以及一把适合近战大刀和五六颗手榴弹。西北军从旅到军的各级军官都控制着一支大刀队，规模从连到团不等，每到战斗胶着或者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这支大刀队便会成为撒手锏。”

　　面对来势汹汹直扑喜峰口而来的日军，第29军217团的将士拼死抵抗，许多营级、连级的军官手持大刀，亲自带队攻向被日军占领的据点，双方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几经拉锯，我军将之前失守的多处阵地夺回，日军被逼入死角处隐蔽，等待天色暗淡后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不过，这场残酷的战斗给日军留下却是另一番景象，日方史料记载——“敌军（指国军29军）手榴弹千百发齐投，在城墙下爆发，带着青色之闪光照及长城明灭之光景，不觉凄惨，反似观东京两国所放烟火之伟丽也”。天黑之后，中日两军在长城上肉搏血战，城墙后方即是百尺绝壁，“怯者跃下自杀，勇者格斗到底”。

　　随着喜峰口激战的白热化，第29军各部纷纷赶往支援。令大刀队闻名全国的一役发生于3月12日。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率领109旅主力对日军混成第14旅团的三处阵地进行突袭。由于29军弹药匮乏，赵登禹遂向夜袭部队下达命令，“只准用大刀砍，手榴弹炸，非万不得已，不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以歼灭敌人为第一，虏获战利品为其次”。战斗于12日凌晨3时展开，遭到袭击的日军立即以机枪向大刀队猛烈开火，枪声划破静夜，几处阵地上空一片通红。此次夜袭毙敌多名（后有报道说砍死砍伤日军1000余人，显然过于夸张），缴获了日军作战地图若干、摄影机一架及机枪二十余挺，战果颇丰。后又因媒体宣传，赵登禹与29军的大刀队闻名全国。长城抗战结束后，赵登禹因功被提拔为132师师长，后又获三等云麾勋章。

　　回到北平后，大刀队在人们眼中已然成为喜峰口之战的大功臣，上海市妇女界领袖王孝英、沈慧连带队慰问29军时也坚持只看大刀队。客观地说，大刀队在喜峰口一役中虽表现出色，但真正战斗的主力军还是29军的各野战部队，大刀队之所以如此出名，与当时的媒体一味夸张的报道不无关系，诚如王戡、冯杰所著《烽火边关》一书所说：“记者们没有看到将士的鲜血和未冷的尸身，只是一味地夸耀大刀肉搏才是制胜的法宝，几乎把其他军队的失败和损失归结于不会用刀上面。大刀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已经不见大规模使用。而新闻界这种靠给广大公众以兴奋和刺激以拉动销量的方式，倒是薪火相传，延绵至今。”时任29军军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后来也感叹道：“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

　　七七抗战，老兵器不敌飞机大炮 

　　在抗战爆发前的北平，总能看见头戴英式“托尼盔”，身穿灰布军服的29军将士守卫在卢沟桥上。与当时国内其他部队相比，29军官兵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背后背着一把大刀。自喜峰口之战以来，大刀的功效已被过度神话，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在擅长拼刺的日本士兵面前，29军手中的大刀拥有绝对优势，是“三八大盖”的克星。

　　其实我军的大刀与日本兵手中的“三八大盖”刺刀比起来并没有任何优势。就长度而言，无论大刀还是马刀通常都不超过1米，而“三八步枪”加上刺刀则有1.3米，在相同训练水平下刺刀远比大刀更具杀伤力。因此大刀若想在肉搏战中取得优势，必须在训练程度与肉搏技巧上做得比日军更好，然而这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不现实的。第29军之所以使用大刀，主要原因还是缺乏装备、物资匮乏，没有大批量制造刺刀的能力，而大刀制作过程简易，成本也较低廉，便于大量生产。其次是第29军中有尚武传统且具备一定的武术基础，使用大刀的确可以在肉搏战中提高战斗力，但远没有文艺作品中那般所向披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驻守北平的第29军再次成为全国人关注的焦点。卢沟桥的战斗刚开始不久，我军驻守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即遭敌人杀害，桥头堡被日军占领。为保卫卢沟桥，时任第29军219团团长的吉星文决心与日军拼死一战。他亲自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部属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敢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不到20分钟便将几十名日军尽数歼灭，一举夺回桥头堡。

　　不过到七七抗战时，大刀早已不是中国守军的主要武器，而日军在北平也投入了比喜峰口更猛烈的火力——除了步兵装备的步、机枪及迫击炮外，还有来自空中的战机与地面上的重炮，这些都不是冷兵器可以抗衡的。7月28日是北平战事爆发以来最为黑暗的一日，这天下午，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后误传为佟麟阁）率部队突围至时村时，遭遇日军关东军飞行团的猛烈轰炸，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同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曾在喜峰口以大刀抗敌而闻名的赵登禹乘车途经大红门时，遭到日本伏兵突袭。战斗中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

　　在北平的战事中，尽管第29军将士拼死奋战，佟凌阁、赵登禹两位将军血染疆场，但由于双方火力相距过大，战争并未持续得太久。1937年7月29日，在装备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占领了这座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