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凄厉哀伤如挽歌，却推动了抗日战争

　　 一首歌能够蕴含多少情绪？要多么慷慨激昂的曲调才能拥有改变历史的能量？

　　在中国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曾有一首歌缠绕着那段时光，它的余音袅袅，至今仍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1931年9月18日夜，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消失于一场爆炸，同样消失的还有那时的中国如履薄冰般失了衡的“和平”。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以《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各地的街头出现“反日”的标语，期盼官方作出反应的呼声愈急，然而当时的政府却沉迷于另一场无意义的内斗。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传到全国各地，人们看到四散逃亡的东北人民，他们对这惨状和乱象心有戚戚焉。然而，逃亡者流离失所的痛苦是分散的、破碎的、低沉的，它属于黑夜里独自的哀泣，难以唤醒大多人感同身受的愤怒，更别提改变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决定了。

　　张寒晖，一个出生于河北定县，加入*********的年轻人，愤慨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正准备前往北平寻找党组织进一步讨论救亡图存的方法。在去往北平的路上，他借住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那是一个本该死寂的黑夜，张寒晖却听到了凄惨的哭声。

　　这哭声来自隔壁一位想家的东北姑娘，她大约是避难于此，夜深人静时忍不住痛哭：“我的娘啊，我还能见得着您老吗？”

　　这哭声令张寒晖觉得揪心，他无法亲眼看见东北人民正在面临怎样的惨状，但这哭声却泄露出了这凄惨图景的一点消息——一个女孩子，逃离家乡，然而她的母亲还留在那里，和日军在同一片土地上。

　　母亲会遭遇什么？是否会像那些被践踏的高粱一样死于日军的枪或刀下？她是那么年迈衰弱的人，当敌人抓住她的时候，她也许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又或者敌人没有对她动手，她只是那样待在残破的屋子里，因为没有粮食而一点一点的失去最后的力气。

　　又或者她的母亲侥幸没有死，但是她又何时才能回去呢？万一不久的将来，其他地方也像东北一样沦陷呢？

　　不是人人都住在东北，但人人都有母亲。张寒晖觉得自己听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哭声，而是整个东北，整个中国的悲伤。

　　要如何才能让这悲伤汇聚成力量？

　　1936年初夏，张寒晖受邀前往西安二中，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些逃亡的东北人民，听他们讲了一些东北沦陷之后的故事——

　　一对兄妹被日军追着赶到了江边。前面是拿着枪的敌人，后面是冰冷的江水。哥哥咬咬牙狠心将妹妹推入了江水中，自己却还没来得及跳下去就被子弹射穿了胸膛。在那翻滚的江水之中，妹妹呼喊救命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张寒晖为这充满血泪的故事感到悲伤，但他不知该如何抚慰这种伤痛，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变得无比明确——他想要做些什么来安慰这些人，让他们振作起来，让他们将悲伤化为愤怒对向敌人。

　　那首歌于此间诞生了，它叫《松花江上》，它的歌词极简单：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东北军学兵队话剧队的王林拿着地下党员孙志远给张寒晖的便条来到西安二中，向张寒晖索取松花江上的曲谱。

　　《松花江上》随着王林到了西安东城门楼上，成了当时学兵队（后改为宣传队）最流行的歌，后来传遍了整个东北军。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对战红军蒋介石对东北军不但不给补充，将东北军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东北军将士们深思。

　　刚结束长征的红军力不敌东北军，他们唱起了这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千万东北官兵泪流满面，又喊了两句口号：我们都是中国人！打回老家去！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联组织西安二中和各校学生于当天黎明时到南院门广场集合，前往北院门省政府和新城的绥靖公署请愿。然后冲出西安城门准备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行至十里铺，张学良赶来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恐有危险。

　　就在这个僵持的时刻，西安二中的学生带头唱起了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终是将所有的悲伤汇聚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令当时的政府再无法忽视联合抗日的问题。

　　▲张寒晖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开始了。

　　1936年底，周恩来代表八路军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指挥与会代表唱起了松花江上。在场的军官无不热泪盈眶，有的举起了拳头喊：“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上个世纪60年代，《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松花江上》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松花江上》与其他抗战歌曲比起来，十分特殊，它的曲调并不慷慨激昂，歌词也并不充满热血与斗志。事实上，它听着非常悲伤，旋律中如带未干的泪痕。它的歌词更是凄厉，仿佛将美好的东西摔碎，再将碎片捧给围观者看。

　　但正是直白的心声，这种血肉模糊的悲伤感染了人们。

　　谁没有家乡？谁没有父母？难道有谁忍心看着自己珍惜的东西被他人损毁？

　　这首歌蕴含的是当时的中国所有人同心同理的悲愤的力量。

　　当今天的人们再听到这首歌，也许已并无那种想要奋起奋抗的怒火，但那种战争年代的凄厉与和平时代富饶的对比，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