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戊戌变法领袖外，他还是怎样的人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不朽的名字。可能大部分国人通过“戊戌变法”和《少年中国说》了解的梁启超，实际上，梁启超还是一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

　　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声名远播，其国学院先后将四位大家揽入怀中：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是个怪才，他在海外留学20年，潜心读书，对学位淡然处之，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

　　梁启超在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有没有著作？”

　　梁又答：“没有著作。”

　　曹校长为难了：“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

　　梁启超大怒，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说完，扬长而去。最终，曹云祥还是遵从了梁启超的意见，这才有了让后人仰之弥高的清华国学大师陈寅恪。

　　▲梁启超

　　1921年，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的梁实秋和几个同学商议，想邀请梁启超来清华讲演。当时，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通过梁思成的关系，梁启超欣然接受邀请。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每次都是听者踊跃，座无虚席。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梁启超来到清华，当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中等身材，秃头顶、宽下巴，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梁启超走上讲台后，打开讲稿，眼光向下一扫满堂的听众，然后说了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了下头，接着又说了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的开场白别开生面，显示出梁启超既谦虚又自负的性格特点。

　　尽管梁启超满口广东话，但他声音沉着有力，洪亮激亢，抑扬顿挫，别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讲演的内容非常生动而且深刻。

　　事后，梁实秋回忆道：

　　先生博闻强记……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又听他讲到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沾衣裳’，先生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梁实秋最后感叹道：“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22年，梁启超曾赴东南大学主讲先秦政治思想，与传授“实用主义”的胡适狭路相逢。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的“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参与编辑的《时务报》

　　梁启超在学问上的争胜念头，好友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果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在学校，梁启超常热心帮贫困学生谋一些编目录之类的兼职，赚补生活费用，教学上也很开明，欢迎学生挑战，因而每次开课都学子如云，把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不过有一次，因为当天有校际篮球比赛，来的人太少，拂了先生的面子。他当即怒斥学生们无心向学，“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

　　很多年后，闻一多向他的学生们“表演”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时，依然情绪激昂。他模仿道：“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过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任公的大家形象和风范，实在让后人追慕。